航心配资政治局会议定调：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

　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唐婧北京报道

　　据新华社报道，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8日召开会议，分析研究2026年经济工作。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判断，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、稳中有进，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，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，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取得积极进展，民生保障更加有力，社会大局保持稳定。

　　会议强调，做好明年经济工作，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，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，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。会议还指出，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、提质增效，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，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，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。

　　上述表述与10月28日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（下称《建议》）中的表态一脉相承。在“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”部分，《建议》明确提出，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，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，持续稳增长、稳就业、稳预期。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，强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，健全预期管理机制，优化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。

　　对比定调下半年经济工作的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相关表述来看，“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”是本次会议的新提法。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团队首席分析师杨畅告诉记者，“前瞻性”是指，对于经济运行后续可能面临的问题、暴露的风险，宏观政策会提前谋划、提前应对，尽可能熨平经济运行可能面临的风险隐患。“针对性”是指，对于重点任务、重点问题、重点风险，宏观政策会采取针对性手段予以处置。“协同性”是指，政策实施过程中将更加注重形成各个部门、各个层级之间的合力。

　　对于“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”，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告诉记者，这既是延续政策稳定性的需要，更是当前扩大需求的需要。为进一步扩大内需、提振消费、稳定房地产市场，有必要以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和社会就业，为新旧动能转换赢得更多的时间。无论是“投资于人”，还是进一步改善民生福利；无论是保障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的重大项目建设落地，都需要有更大力度的财政支出强度做保障。

　　罗志恒认为，明年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大，原因在于财政政策需要充分考虑化债和房地产的抵消效应，扩张程度要足以抵消房地产下行的收入缺口、化债占用的资源和城投债净偿还的收缩效应。他还建议，2026年新增债务总规模有必要提高到15万亿元（今年是11.86万亿元）左右，财政赤字率不低于4%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有必要达到或者接近名义GDP增速5%左右。

　　对于“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”，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告诉记者，展望 2026 年，货币政策将在稳增长、防风险的基础上，更加注重稳预期并与积极财政形成合力。考虑到2025 年四季度经济内生动能有待加强、2026 年上半年面临高基数压力，以及“十五五”开局对“开门红”的更高要求，预计货币政策或在 2025 年底至 2026年上半年适度加力，通过总量宽松降低社会融资成本、稳定市场预期。

　　明明认为，在操作层面，2024 年四季度以来 MLF 与买断式逆回购成为中期流动性投放主体，导致银行体系长期流动性边际收敛，而信用派生仍带来长期资金需求，因此 2026 年央行仍需通过降准、国债买卖或 PSL 等方式补充长期流动性。

　　此外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仍有望继续降价、扩容，重点支持“科技金融、绿色金融、普惠金融、养老金融、数字金融”等“五篇大文章”，在扶持重点领域的同时提高政策传导的精准性。

　　“整体来看，2026年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将更强调协调配合。”明明进一步指出，随着“中央适度加杠杆”成为政策共识，财政政策的主动发力需要更稳的货币环境配合，通过保持较低的实体融资成本、稳定银行体系流动性，确保财政扩张能够有效传导至真实经济部门。同时，财政加码也将部分缓解货币政策独自承担稳增长压力的问题，使货币政策能够在保持灵活性和空间的前提下，避免过度宽松导致的金融风险累积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相较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，本次会议不再强调“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”，而是调整为“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”。“跨周期调节”的说法首现于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相比于“逆周期调节”更着眼于财政货币政策与中长期战略规划、区域和产业等政策间的协调与配合，妥善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等中长期问题，促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、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解读称，这说明2026年的宏观政策操作力度或不会显著超过2025年，特别是“规模”与“数量”相关的政策出台会相对审慎。

　　从财政政策来看，2025年新增政府债务规模达到11.86万亿元，若仍按4%赤字率来估算，2026年财政赤字约5.9万亿元左右，地方专项债或增至4.5万亿元，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及特别国债或达2万亿元，加总后2026年新增政府债务规模或达12.4万亿元，整体增长幅度或相对缓和。

　　“此外还应看到，明年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仍会被用于化债和偿还拖欠款，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总体起到的是‘托而不举’的作用，而不是强刺激的作用。”张林还称，从货币政策来看，2026年央行或更多通过7天逆回购、买断式逆回购以及买卖国债来调节流动性，会更加珍惜降准降息的政策空间，特别是对于降息的操作或更加审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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